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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数据库中包含藏经洞所有出土文物的目录以及从藏经洞发现至今的研究文献目录,可以按照国家、收藏机构对藏经洞的文物进行浏览,支持按照多种字段进行检索,同时对藏经洞出土文物的分布情况进行统计,可以查看文物的全球分布情况。

藏经洞

  • 简介

    藏经洞位于古丝绸之路河西走廊的莫高窟诸多洞窟中,最为驰名的首推藏经洞——第17窟。

    敦煌在中国汉唐时期是丝绸之路的重镇。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道士王圆箓雇用敦煌贫士杨果在清理第16窟时,发现墻壁后面有一个密室,洞内满是各种佛教经卷等文物,总数量约5万余件。佛书占敦煌汉文文献的百分之九十左右。1907年斯坦因首次来到敦煌,从藏经洞取走经卷600多件,装满了5大箱。1910年清廷下令把剩余的敦煌卷子运往北京保存,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敦煌,并从王道士隐藏的写本中买下570余件写本、绘画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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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经洞是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被敦煌莫高窟主持王道士(王圆箓)发现的,洞内藏有从公元4世纪到公元14世纪的各种历史文本、绢画、刺绣等文物5万多件。这些珍贵文献用多种文字记载,有汉文、藏文、梵文、龟兹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鹘文、 康居文等,简直是一个内容丰富的古代博物馆。1907年斯坦因第一次来到莫高窟之时,王道士已伴随藏经洞又度过了7个春秋。在这7年中,除官员拿走部分经卷外,王道士对藏经洞看守得很紧,散失的卷子很少。斯坦因为了看到日夜盼望的藏经洞,想了很多办法接近王道士,但王道士避而不见,弄得斯坦因束手无策。后来他了解到王道士对唐玄奘非常崇拜,便把自己装扮成唐玄奘的信奉者,并欺骗王圆箓(王道士),说他是沿着唐玄奘西天取经的路来的,这一招很灵,是宗教信仰把他们的思想沟通了,所不同的是,王道士是一个真诚的信奉者,而斯坦因显然只是为了达到骗取藏经的目的。

    原因

    据分析,当时王道士把经卷卖给斯坦因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视,而且是逐级上报,但无人过问,致使他灰了心。二是为了完成他的宏愿,清扫洞窟,修建三层楼,架设木桥。三是唐玄奘沟通了他们的思想,斯坦因这个探险家追求事业的精神感动了他。因此他虽则思想极为矛盾,极不愿意外国人将这些文物带走,但在无奈的情况下,也只好让了步。按理说,斯坦因走后就应该引起中国人的重视,尤其应该引起官方的注意。然而,中国的官方毫不在意。官方的态度使王道士更加放心地可以随意出售藏经洞的文物。1908年法国的汉学家伯希和来到了莫高窟,从王道士手中卖走6400余件写本。由于伯希和精通汉文,所以他挑选的卷子更有价值。伯希和将这些遗物运往法国时,在北京将其部分卷子装裱,并且在六国饭店展览了这些文物。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敦煌,又从王道士手中买走经卷620多件,装满了5大箱。在此期间,日本的橘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的鄂登堡,美国的华尔纳等人先后从莫高窟买走了不同数量的经卷。这些人如此行事,也从来没有受到任何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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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藏经洞封闭了近千年,这个谜便堪称千古之谜。敦煌学专家、学者钻进浩如烟海的敦煌遗书资料中仔细地查阅,从未找到解谜的文字记载,只好另辟途径,根据其他历史资料进行推断,提出了多种假说,试图解开这个千古之谜。主要说法有这样几种:

    避难说

    认为这么多经卷和遗书被藏于石室中被封闭,是莫高窟的僧人为躲避战乱,使经卷遗书免于战火而存放的。这种说法最早,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较多。但在具体封闭时间上又各不相同。

    最有代表性、较普遍的说法是,宋初西夏人占领敦煌之前,千佛洞下寺的僧人为躲避战乱,临走前便把经卷、佛像、杂书等藏入洞内封闭。待战乱过后再回来启用。谁知这些僧人一去不返,杳无音讯,此洞便成为无人知晓的秘密。

    又有一种说法把封闭时间定为宋绍圣年间(1094~1098年),认为藏经洞的封闭与伊斯兰教的东传有关。当时,信仰伊斯兰教的哈拉汗王朝向宋朝要求出兵攻打西夏。宋朝表示赞同。这一消息传到敦煌,佛教徒们惊慌失措,恐惧万分,便采取保护措施,将千佛洞的经卷、佛像、文书全部集中堆放过石室封闭,免受其害。

    还有宋皇佑之后(1049年)说,曹氏封闭说,元初说,元明之际说等,均为逃避战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