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经洞简介

• 莫高窟第17窟，即藏经洞，亦称“鸣沙石室”“敦煌石室”，位于第16窟甬道北壁，建于唐大中五年至咸通三年（851—862）间，原为晚唐河西释门都僧统洪䛒的禅窟，洪䛒逝世后，其下属僧徒或吴姓本家改禅窟为影堂。此窟平面近于方形，覆斗形顶，地面至窟顶高3米，北壁前建长方形禅床式低坛，坛上端坐一身泥塑坐像，为洪䛒高僧像。北壁画二菩提树，枝叶相接，以示洪䛒在菩提树下坐禅。菩提树东侧画一比丘尼，双手捧持对凤团扇；西侧画一近事女，一手持巾，一手执杖。西壁嵌有大中五年洪䛒告身碑一通。窟内因发现数以万计从公元4世纪到11世纪的古代佛经写本、社会文书、绢画、刺绣、法器等文物，故而俗称“藏经洞”。

  对于藏经洞封闭的原因与时间，几十年来众说纷纭。归纳其要者，一为避难说，二为废弃说。避难说首先由伯希和提出，他的根据一是藏经洞所出卷本题记年号，最晚为北宋太平兴国（976-984）及至道（995-997）年间；二是所出卷本中无一西夏文本；三是窟内藏经，至为凌乱，汉文卷本、藏文卷本、绢本画幅、缯画壁衣、佛像法器等物，杂沓堆置。由此推论藏经洞的封闭必在1035年西夏“侵掠敦煌时，寺僧闻警，仓促窖藏书画。寇至僧歼，后遂无知窖处者”。此后罗振玉、姜亮夫等亦持此说。白滨在《试论敦煌藏经洞的封闭年代》一文中力主曹氏封闭说，认为从现有情况可知，藏经洞所出有纪年的写本中最晚一件写于北宋咸平五年（1002），而此后直至1036年西夏占领敦煌的三十余年间，再未发现一件有纪年的写本，由此认为“藏经洞的封闭当在宋咸平年间或稍后的年代里是比较合理的”。他推测在1014年曹贤顺继任归义军节度使期间，“为防备战争危及瓜、沙，开始在瓜、沙寺院中进行备战活动，诸如采取收藏寺院遗书的措施也是可能的，而这种收藏工作从藏经洞的收藏情形与遗书所涉年代、范围来看，也决非短期内仓促所为”。避难说中的另一推测是殷睛提出来的黑汗王朝威胁说。黑汗王朝信奉伊斯兰教而不信佛教。《宋史·于阗传》记载，北宋绍圣年间（1094-1098），黑汗王朝不甘心第一次进攻西夏失败，再次请求宋朝对西夏展开第二次攻击，得到了宋哲宗的批准和赏赐。殷睛据此史实，推论藏经洞的封闭，是由于沙州僧人得此消息后，为了防备黑汗王朝的破坏而采取的保护措施。荣新江亦持此说，但他把时间提前到1006年于阗佛教王国灭于信奉伊斯兰教的黑汗王朝。于阗与沙州有姻亲关系，970年于阗国王曾致函其舅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请求发兵援助抵抗黑汗王朝。当于阗陷没后，大批于阗人东逃沙州，带来了黑汗王朝毁灭佛教的可怕消息，促使三界寺僧人将该寺多年收藏的大量佛经、佛画以及其他宗教、社会文书，秘藏于洪䛒影堂。由于黑汗王朝并未马上东进，所以封存活动是主动而有秩序地进行的，并在封好的窟门上饰以壁画，以致当事者离开人世后被人们长期遗忘。废弃说首先由斯坦因提出。他根据窟内所藏一些包裹皮中发现的一批相当数量的汉文碎纸块、带木轴残经尾、木轴、丝带、布包皮、丝织品做的还愿物、绢画残片、画幡木网架等，认为这些东西是从敦煌各寺院中收集来的“神圣废弃物”，藏经洞就是堆放这些废弃物的场所。日本藤枝晃沿着这个思路，进一步提出公元1000年左右，由于中原印版佛经西传沙州，致使先前使用的写本佛经变成“神圣废物”而被弃置封藏。日本土肥义和亦从此说。方广锠在《敦煌遗书中的佛教著作》一文中，认为“避难说”实难自圆其说。 这是因为藏经洞内没有整部大藏和其他珍贵物品，大多是残卷断篇，夹有不少疑伪经，甚至还有不少错抄废卷与涂鸦杂写，甚至作废的文书与过时的契约等等。在藏经洞封闭时，即曹宗寿当政时期（1002-1014），敦煌已向内地乞求配齐了藏经，也曾从朝廷乞求到一部金银字大藏经，还有锦帙包裹、金字题头的《大般若经》，如系避难，它们理应珍藏其中，但整部大藏未被收藏，所藏的反而是残部破卷，因此其真正的原因并不是避难，而是在于“这一批文书对当时的敦煌僧众来说已完全失去了实用价值，故而废弃。”除以上两种说法外，还有学者提出书库改造说、佛教供养物说和排藩思想等，对于每一种观点，学者们的具体意见与解释又各有不同或区别。

  清光绪二十六年（即1900年，一说二十五年）五月，道士王圆箓清扫第16窟甬道积沙时，偶然发现甬道北壁有一小窟，据《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碑记》记载：庚子孟夏，新开洞窟偏北，复掘得复洞，内藏释典充宇，铜佛盈座，“见者惊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太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墓志》）。但由于当时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致使出土文物流散至世界各地，其中文献一般估计在5万件以上，文献种类在5000-6000种之间，90%左右是佛教文书，非佛教文书不足10%，包括官府文书、四部书、宗教典籍、社会经济文书、文学作品、启蒙读物等；写本文字除汉文外，还有藏文、于阗文、梵文、回鹘文、粟特文、突厥文、龟兹文等。此外，还有若干铜佛、法器、幡、幢、绢纸画、壁画小样和画具等文物。瑰宝问世，旋遭厄运，自1907-1915年间，斯坦因、伯希和、橘瑞超、吉川小一郎、奥登堡等人，纷至沓来，以谎言加白银，向王道士骗购3万余件文书及大部分绢、纸画等其他文物，现存于伦敦、巴黎、东京、圣彼得堡等地。劫余部分大约有万余件文书和少量文物，主要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其他省市图书馆、博物馆及高校也有少量散存。藏经洞的发现，让封存于其中的文物重现于世，也让规模宏大、内容丰富的敦煌石窟所构成的敦煌文化进入了国际学术的视野，引起了中外学者的高度重视，并很快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门国际性显学——敦煌学。多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此展开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一批又一批各学科研究人员加入到敦煌学研究的行列，使敦煌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大，敦煌学学科体系不断发展，学术观点、科研方法不断创新，敦煌学研究逐步繁荣发展，并取得丰硕成果。